1xbet中国青年报：随着留守儿童、流浪儿、生活于不良家庭环境的儿童不断增多，我国的监护体系受到广泛关注。

　　有观点认为，我国的未成年人监护存在过分倚重亲属、公权力介入有限且消极被动、相关法规缺少可操作性等问题，您同意这种观点吗？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和运转机制是否存在缺失？

　　李俊（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）：到1986年《民法通则》颁行，我国才正式较系统地确立监护制度。在随后的立法中，逐步形成了以《宪法》为基础，以《民法通则》和《婚姻法》为主体，以《收养法》、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义务教育法》、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、《母婴保健法》、1xbet官方网站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等特别法为配套，以其他规定等为补充的未成年人监护体系。

　　首先，在立法理念上，对其私法属性过于强调，而为国家权力的恰当介入预留空间较窄。《民法通则》关于监护的规定中，只有第16条第四款稍显允许公共权力介入的立法意图。显然，立法者对未成年人监护的认识还停留在私域化、亲属化、自治化观念中；未成年人“国家人”、“社会人”的现代身份未获确认。

　　其次，相关法律条款从形式到内容提纲挈领，过于抽象、笼统、简略、模糊、原则，立法技术“宜粗不宜细”的“通病”表现明显。

　　第三，具体内容有很多空白点，解决随时代发展而催生的若干新问题的必备制度缺漏太多。比如，1xbet官方网站可否由父母遗嘱指定监护人？非父母的其他人监护，可否领取报酬？“监护监督人”是否需要设立、如何设立？等等。

　　最后，部分规定缺乏操作性，执行力薄弱。比如，监护人直接损害未成年人的利益，外界如何进行限制、监督、剥夺，缺少运作的指导性意见，纵然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中有“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，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、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控告”的规定，现实中却很难执行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有人认为，《民法通则》“在没有父母监护、特定亲属法定监护和亲友意定监护的情况下，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”的规定，几乎形同虚设，您赞同吗？

　　李俊：该条款是《民法通则》唯一体现监护“公法”色彩的条款，我个人认为，该条款可以说是形同虚设。

　　监护未成年人或者精神病人，需要大量精力、财力，对于承担了大量社会事务的居委会、村委会而言，其现有人员、机构设置本来就不堪重负，监护这个“烫手山芋”更是他们不愿承担也难以承担的工作，该条款处于一种“有法难依”的尴尬境地中，仿佛被贴上了“此路不通”的标签。

　　儿童常常被比喻为花朵，其成长需要来自亲人的关爱，我们不能无视那些因种种原因而未受到“阳光”照耀的花骨朵，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救济则应该成为哺育这些花骨朵的“雨露”。监护制度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根本法律制度，确立未成年人发展战略绝不能忽视监护制度的构建。为“失爱少年”设立最后一道法律救济屏障，意义深远。

　　重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，1xbet官方网站需要在理念上逐步从私人事务向公共事务演变，让公权力逐渐渗透入未成年人监护工作，并完善形成系统的监护制度。

　　李俊：灾难造成了大量伤亡，地震孤儿的监护问题是对社会的考验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地震让监护制度的既有问题——尤其是公共权力介入不充分的缺失——集中暴露出来。

　　我国传统观念认为，家丑不可外扬，监护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，被民间自行消化了。而地震让很多人的亲戚链条断裂，民间消解监护问题变得更难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我国现行监护法规和运行体系与客观需要相比，是采取局部完善和改良的“温和疗法”即可，还是需要采取重大改革的“休克疗法”？

　　李俊：青少年犯罪问题、“留守儿童”问题、“青少年网瘾”问题、儿童意外伤害事故等，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存在的盲点，但人们往往从改变家长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、限制未成年儿童不良行为等方面寻找破题路径，其实，监护制度的重构才是我们最应该选择的突破口和关键点。

　　我认为，可以在时机成熟时，应对监护制度的体系设置实施大换血式的变革，甚至推倒重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