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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诞生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欧洲民法典，有着特殊的时代烙印：它是特定时代局限下的财产权利法，只有物权和债权，不能预见其后财产形态的变化与发展；它是市民生活的伦理法，可以抑制和改造商业伦理，却无力取代商业伦理；它是保障以自然人为核心的各类主体财产权利的法律，却不能改变商人创造财产、增加财富的习惯，不能取代商人营利性行为的规则。

　　十九世纪的欧洲各君主国曾经试图用民法典调整商人关系，让商人与普通人同等适用一部法律。法国是第一个尝试此做法的国家，但失败了。拿破仑颁布法国《民法典》之后，发现仍需一部调整商人行为的法律，否则难以保障社会经济活力，随即颁布了《商法典》，最终采取民商分立。俾斯麦统一德国后，部分德国法学家尝试制定一部民法典取代旧《商法典》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。十九世纪末，德国在颁布《民法典》的同时颁布了新的《商法典》，同样奉行民商分立的体制。

　　民法的稳定性、商法的创新性，民法的伦理性、商法的营利性始终是一对矛盾。在主体领域，商法出于限权理念，对商事主体设置了较高的义务标准，如果简单地认为商事主体就是民事主体，要么使商主体的义务减轻，导致实质不公，要么使民事主体义务加重，导致普遍违法。民法与商法性质不同、价值理念存在冲突，需要借助不同的法律规范体系予以调整。1xbet体育

　　自改革开放初期，我国就没能处理好民商关系，在此方面已经有了深刻教训。1986年《民法通则》因为民商不分，法律并未明确何人可以经商，于是社会上很快出现了全民经商的现象，国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来清理各类官办企业。1993年全面推行市场经济之后，民商不分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更加严重。因此，在编纂《民法典》的同时，我国亟需健全商事制度和商法体系，完善对不同形式的商人和商主体的赋权和限权规则，以构建健康的社会商事发展秩序。

　　要构建中国的商法体系，至少应当包含三个步骤，即制定包括商法总则及一般规则的《商事通则》，完成现有法律制度的整理汇编，进而在条件成熟时编纂一部与《民法典》相呼应的《商法典》。

　　《商事通则》至少应当包含五编的内容。第一编总则，规定立法目的、调整对象、法律原则、法律渊源以及法律冲突或法律空白下的法律适用等。第二编商主体，规定商事人格、营业、1xbet体育商事登记、商号、商事账簿、雇员、代理商、1xbet体育中间商、经理人等与商人相关的制度。第三编商行为，规定商行为的概念、分类、特殊商行为、商行为适用等。第四编商事责任，规定商事责任的一般规则、商事责任的承担主体、承担方式、商事责任种类、归责原则、免责等。第五编商事纠纷的解决，规定商事诉讼、仲裁、调解、时效等。

　　《商事法律汇编》是对商事法律规范进行有条理地整合与汇总，解释商事单行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，构建体系化的商事法律。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商事法律，商事监管法和市场竞争法也应纳入其中，构建以商事通则——商事单行法——商事监管法——商事争议解决法为框架的商事法律体系。

　　法典化的系统编纂是商法最高层次的形式理性。在通过商事法律汇编形成较为系统的商事法律框架体系，社会商业伦理秩序趋于稳定时，我国仍应制定《商法典》。通过保障基本权利的《民法典》和规范商业秩序的《商法典》的共同作用，实现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的长远发展。

　　民法与商法相互衔接、互动交融。无论采取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，在民法和商法具有统一适用规则的场合，作为提供基础制度的民法基于法律的体系性，都需要对民商法规则作出一体安排。我国在《民法典》中安排一定的商事规则必不可少，但设置民商互动的衔接条款需要满足三个条件：第一，民商法之间具有私法统一规则的需求；第二，该需求在法律层面具有必要性；第三，民商互动条款的设置需要符合民法的“纯洁性”。商事规则能满足上述条件的只有商主体和商行为部分。

　　当前中国《民法典》的编纂工作采取了“民商合一”的体例，但“民商合一”并非最理想的模式选择，形式上的“民商合一”不等于民商不分。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，应当回应社会需求，按部就班，逐步实现构建完善商法体系的法制目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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